此次会晤与其说是为了达成“一揽子协议”，不如说是为了实现停火——达成一项贸易休战协议，以稳定预期并争取时间。
来源：外交家（The Diplomat）2025年10月28日
作者：Jianli Yang （杨建利）
译者：Fred

备受瞩目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即将在韩国庆州举行的APEC峰会上拉开帷幕，其影响力将盖过其他所有活动。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于此次会晤，这并非出于礼仪性的外交考量，而是因为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今已塑造了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方方面面，几乎影响着地球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正如一句中国成语所说：“牵一发而动全身”。

此次峰会不会达成任何重大协议。美中两国深陷贸易战泥潭，濒临升级的边缘。关税与反关税已成为新常态，双方都将关键资源和技术武器化。局势岌岌可危：美国威胁要扩大对先进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相关硬件的出口管制，而中国的回应则是收紧稀土出口限制——此举不仅令华盛顿感到不安，也令日本、韩国和欧洲感到震惊。两国经济都面临国内压力：美国面临通货膨胀和工业萎缩，中国则面临经济停滞和青年失业问题。

世界经济如今如同走钢丝一般，徘徊在对抗与崩溃之间。双方都无力承担跳下去的后果，都必须找到暂停的方法。因此，APEC会议与其说是为了达成一项“一揽子协议”，不如说是为了实现停火——一项贸易休战，以稳定预期，并为明年的互访争取时间，届时政治氛围可能会允许就一项更宏大、更全面的协议进行谈判。

中国的“开放式堡垒”战略
习近平主席抵达庆州前，在北京举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刚刚结束。此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十五五”计划的总体框架。该计划标志着习近平自巩固权力以来一直在构建的战略正式制度化，这一战略模式最贴切的描述是“开放式堡垒”。正如规划所述，该战略基于三大相互关联的优先事项：高度技术自主、加强国内流通、强化党的领导和维护国家安全。这些原则共同旨在增强中国的抗冲击能力，同时保持其全球参与的灵活性和选择性。

“堡垒”指的是构建内部韧性：确保国内供应链安全、替代进口技术、加强政治管控以吸收外部冲击。 “开放式”或者说“非孤立”限定词意味着北京并非打算将自身封闭于全球化之外，而是要重塑全球化，确保开放服务于中国利益，而非暴露自身弱点。习近平的目标并非自给自足，而是在相互依存中实现自主——一个不易被胁迫却对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中国。

在习近平的逻辑中，技术主权等同于政权安全。美国的出口管制已将半导体制造、设计工具和稀有材料等领域的瓶颈转化为对中国而言生死攸关的政治挑战。因此，中国强调“新质生产力”（指前沿技术和高技能人力资本），并大力发展国内创新生态系统。与此同时，“加强内循环”的方针旨在使中国市场本身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即使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也能维持创新和需求。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并强化中共纪律。反腐运动、数据安全法和意识形态教育，其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国家的凝聚力和全盘一体化。北京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中国的崛起不再依赖于西方的恩惠，而是依靠自身运转良好的控制和创新体系。

这一宏大的战略背景决定了习近平将如何应对与特朗普的会晤。与华盛顿摇摆不定的立场不同，北京着眼于长远。每一项让步，即使是战术上的让步，都必须符合“开放式堡垒”的架构。习近平构想的堡垒并非一堵坚固的墙；它设有大门——可移动、可调整，并根据中国的战略需求进行校准。为了保持这些大门的开放，习近平很可能会在稀土出口管制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样做不仅是对美国务实的姿态，也是防止堡垒变成自我囚禁的理性决策。

中国控制着全球约90%的稀土供应——这些材料对智能手机、电动汽车、导弹和卫星等各种产品都至关重要。上个月，北京宣布新的出口限制措施，引发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国的恐慌。日本、韩国甚至澳大利亚都争相寻找替代供应来源。印度和巴西看到了进入市场的机遇，但也承认需要数年投资才能达到中国的规模。如果习近平坚持强硬的禁运，将会适得其反，疏远贸易伙伴，并缩减中国自身的出口收入。因此，采取循序渐进的放松措施符合经济和战略利益：它既展现了灵活性，又不显软弱，同时还能为中国的技术和国内消费转型争取时间。

这正是习近平所需要的。科技和内需的自力更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出口必须继续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而获取国外高科技产品——尤其是芯片、光刻技术和精密工具——的渠道绝不能完全切断。因此，习近平将利用亚太经合组织（APEC）平台进行让步：以稀土供应的灵活性和恢复购买美国大豆为交换条件，换取关税减免和出口管制放松。大豆看似微不足道，但其政治象征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抵制行动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并在中西部关键州引发了政治反弹，而巴西等替代供应商则难以满足中国巨大的需求。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完全脱钩。

就特朗普而言，他此次抵达庆州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他誓言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在政治上广受欢迎，但在经济上却难以持续。这些措施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成本，给制造商带来了压力，并招致了损害美国出口商的报复性措施。与习近平一样，特朗普也需要争取时间—来稳定供应链，吸引投资到“友好国家”的生产基地，并向选民证明他对华强硬立场能够带来切实利益。尽管近期与澳大利亚等盟友达成协议，确保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但专家估计，至少需要一到两年时间，替代供应链才能满足全球需求的哪怕一小部分。在此之前，从电动汽车到F-35战斗机等关键技术，美国仍然依赖中国材料。突然切断供应将是灾难性的。


因此，特朗普也必须做出妥协。他可以降低关税，放松某些技术限制，以换取中国的采购和保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位领导人虽然都摆出强人的姿态，但都受到经济现实的制约，不得不做出妥协。

然而，特朗普现在拥有了一些他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动全面贸易战时所不具备的战略优势。首先，美国市场对关税波动的抵抗力增强，赋予特朗普更大的国内回旋余地。其次，华盛顿已成功与包括日本和墨西哥在内的几个关键伙伴达成贸易协议，降低了外界对美国孤立的印象。第三，中国对稀土的限制激怒了包括澳大利亚和智利在内的众多亚太经合组织成员，这使得特朗普更容易组建一个支持协调应对措施的联盟。这些事态发展增强了美国应对北京经济胁迫的集体回应能力。

然而，美国最大的弱点仍然是其对华政策的个人化和交易化。当决策取决于总统的情绪而非战略框架时，联盟就会变得脆弱。中美竞争的影响如此之大，绝不能凭一时冲动行事。华盛顿必须避免重蹈覆辙，避免像过去那样因一些小争端而破坏与加拿大的合作，或疏远与韩国的关系。

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组建联盟应是核心任务。毕竟，全球约37%的人口生活在APEC成员国，这些成员国的GDP总和占全球GDP的61%。APEC是印太一体化的核心。如果运用得当，该论坛将为特朗普提供一个独特的平台，将临时性的双边合作转变为结构化的多边阵线。

组建联盟的逻辑很简单：联盟越强大，就越能有效地迫使中国进行谈判。如果习近平坚持动用稀土武器，华盛顿最有效的应对措施并非单边制裁，而是与盟友采取协调一致的、循序渐进的行动。这些可能的行动包括：限制向仍依赖西方供应商的关键中国企业出售先进技术；加强对中国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审查，以提高中俄合作的成本；以及对低价值的中国消费品实施选择性限制，以向广东和福建等依赖出口的地区施压，同时避免引发全球通胀。通过联盟渠道清晰传达此类经过权衡的措施，既能展现目标一致，又不会引发恐慌。本质上，美国必须让北京的“选择性接触”战略反过来作用于自身——利用开放作为筹码，而不是退回到保护主义。

对习近平而言，联盟动态同样重要。他将通过承诺投资和基础设施融资来拉拢印尼、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等中等强国，从而阻止亚太经合组织与华盛顿走得太近。因此，竞争将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贸易和技术方面的交易性让步，二是意识形态上的博弈，即哪种开放模式更有利于该地区的繁荣。如果特朗普的联盟团结一致，他就能凭借实力进行谈判；如果联盟瓦解，习近平将以其“中国领导下的包容性全球化”的叙事填补这一真空。

最终，双方都无法指望彻底“赢得”这场对抗。至少目前的目标是管控这场对抗——将不稳定的对抗转化为稳定的竞争。一种稳定的竞争关系是指竞争激烈但可预测，对抗因沟通而有所缓和，并在气候、公共卫生和技术标准等特定领域仍可合作。对于两国领导人而言，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提供了一个恢复这种平衡的机会。庆州会议达成的脆弱休战协议虽然无法解决结构性裂痕，但可以在两国重新调整国内优先事项的同时，防止局势升级。

庆州会议或许标志着一个虽小但意义重大的转折点。一个永远处于脱钩边缘的世界无法繁荣发展。世界需要的，也是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可能谨慎地提供的，是一个稳定的竞争框架：既要足够激烈以推动创新和规范，又要足够稳定以避免灾难。